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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火:被光照亮,自己也要成为火炬
来源:文艺报 | 蒋蓝  2021年04月26日08:16
关键词:王火

2014年,作家王火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手稿、信札、字画、著作等4000多件珍贵文献资料,决定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。在他所剩不多的物品里,有一块铭牌他十分看重:那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,由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作家的,上面镌刻有8个大字:“以笔为枪,投身抗战”。王火在《战争和人》第一部《月落乌啼霜满天》卷首写下过这样一句话:“有时候,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,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。”事实证明,他的抗战经历与革命生涯就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宝贵、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他开始用“王火”这一笔名。这来源于高尔基的一句话:“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。”他当时就觉得,“火”字简单又是红色,还可以烧毁黑暗的旧世界。倏忽70多年过去,这团火仍然熊熊燃烧。

在我的感觉里,王火“名字是火,气质如水”,每次与他晤面,有如沐春风之感。毕竟年岁已高,从2018年开始,王火每年秋季住进医院达半年,但他对文学的关注从未减弱。他女儿王凌告诉我,现在家里又书满为患了。原来王火一直在买书,女儿每隔几天就要回家去收他的快递包裹,都是书。现在,家里又堆满了几百个来不及拆开的纸箱子,几乎堆满了所有房间。有领导准备去家里看望他,但实在腾不出几个人坐的地方来……这个买书不止的习惯,恰是一位97岁的长者关注文学、青春常驻的表现。

2021年2月16日大年初四,中午我收到王火老师发来的一段语音:“蒋蓝同志,我给你拜个晚年啦,我祝你们全家幸福,牛年吉祥!样样都好,祝你创作丰收。我在医院里边,女儿王凌告诉我说,你在写我(指的是《王火:以健雄之笔记录时代》,刊发于《文艺报》2020年1月20日),哎呀!让你费心了。你自己真棒,你有一支非常非常锐利的笔,能够写很好的东西。你自己能够写很有力的作品,我看到你写的作品都是非常好的,在此我希望你保重身体啊,多多写出好作品!我在医院里面住着,身体一直不是很好,到现在我都不能够出院回家。我想,争取过些时间春暖花开了,要是我能够出院回家的时候,我们有机会见面我就很高兴了!你代我问文学朋友们好啊,大家都好!”这是真情流淌,情怀满纸。

他还让女儿转告我:他在2020年年初完成的长文《解放初上海宣传工作的台前幕后》,分为上下两部分,刊载于《上海滩》2020第一期与第三期,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的新作。

2021年春,我完成了一本小书《太平天国第一王——石达开与雅安》,王火读了初稿,在女儿协助下竟写了3000多字的序言,让我既惊讶又感动。他就是这样照亮晚辈的。

泰戈尔有一首短诗:“如果黑暗中你看不清方向/就请拆下你的肋骨/点亮作火把/照亮你前行的路……”如果说“拆下肋骨作火把”是顾准的“专名”,那么,理想之光、希望之火,成为了照耀王火一生的方向。王火之“火”,源于高尔基笔下的勇士丹柯,如今恰是文学的一盏灯。

我在南京的家,曾是《新华日报》工作地

蒋 蓝:王老好!您首次发表文章是什么时候?

王 火:1942年7月初,18岁的我由上海到南京,去合肥冒险偷越日寇封锁线,一直步行到达河南洛阳,经陕西入川到达重庆,辗转到江津投奔在县城当律师的堂哥王洪江。这一年我考入了国立九中高一分校。后来成为我夫人的凌起凤,当时就在九中高二分校。

在我的回忆录里,提到1943年夏天,九中高一分校发生了一起震惊“陪都”的学生中毒事件。那几个晚上,我心急火燎。我写了一篇措辞强烈的评论《九中就医学生感言》,次日投寄给《江津日报》,报社立即发表了这篇千字文。文章对江津县卫生所的官僚主义、医生冷漠等现象进行了抨击。我后来听同学们说:这文章对医院的抨击令人痛快。

这是我首次发表文章,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被人传阅,自豪和喜悦溢于言表。什么叫“金不换”呢?我意识到了为民鼓与呼的重要性。从1944年在江津开始,我就不断练笔,常有小说、散文、特写在重庆的报刊发表。

蒋 蓝:您很少提到你的父亲。

王 火:我六七岁随父亲王开疆来到南京。父亲是与时俱进的人,吃不起饭了,就去拜见晚清状元、著名爱国实业家张謇,加之他勤学肯干,后来进入到大生资本集团担任高管。再后来,他与友人聂海帆创办三吴大学,积极掩护参与救亡运动的学生。他发誓不为日本人服务,最终蹈海明志,这对我有很大冲击……

我太老了,这里要提到一段我从未提及的往事。我父亲早年在南京购有一套别墅,平时很少使用。后来与地下党有接触了,他慨然把房子提供给《新华日报》社无偿使用。当然为掩当局耳目,也签订了一个租赁合同。这个时间我查阅了一下,《新华日报》在南京出版是1949年4月30日,但应该追溯到1937年秋和1946年夏。那时根据党中央、毛主席的决定,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,曾先后两次在南京筹备出版《新华日报》,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,未能实现……

我在复旦大学毕业时,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给我一笔奖学金,欢迎我赴美深造,但我主动放弃了。抗战胜利那年,我与中共地下党员有了密切的交往。我以笔为枪,积极投入抗战,还曾秘密协助地下党在南京等地恢复 《新华日报》 的工作。我和母亲还到南通营救关在狱中、有可能被枪决的中共党员。

我清楚记得,20世纪30年代,父亲带着我乘坐飞机,两次都是与当时《新华日报》的人同行。后来才知道,那个笑声爽朗的高个子,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乔冠华。我在1940年代就可以入党了,但地下党同志告诉我,我以新闻记者的身份,更有利于宣传。

蒋 蓝:您多年前特意谈到过马克思主义对您的影响。

王 火:那是1998年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成立20周年暨16届年会上,我发言说,50多年前我上大学时,为了确定自己的信仰与人生道路,遍览各种“主义”的书。那时,“三民主义”是必修课,共产主义的书是禁书,但地下党的同志悄悄送马克思主义的书给我读。我也订阅了《新华日报》并从大后方的新华书店里购到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等;我在大学图书馆里,连德国国社党的党章党纲都找来读了。经过比较鉴别挑选,我终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,选定了跟共产党走作为我的道路。这篇题为《“主心骨”与“金钥匙”》的文稿,发表在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上,后来被《求是》转载。

让我一生难忘的英雄节振国

蒋 蓝:您无意于宏大叙事的写作,而是在记叙大半生经历的过程中,不断对波澜壮阔的现代史、当代史提出追问,进行血肉模糊的思想深犁。您对迂回曲折中前进的民族根性的发现,像节振国、李秀英这样的人物层出不穷,他们葆有了“中国式脊梁”的钙与盐。

王 火:1961年,我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调到山东临沂,在山东省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当校长。在那里,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这里要谈谈我写节振国的经历。

节振国1910年生于山东武城县刘堂村(现属河北故城县)一户农民家庭。他10岁被父兄挑在筐里逃荒到开滦赵各庄煤矿,长大后到煤矿当工人。1938年3月,英国资本家投资开的开滦煤矿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,节振国被推举为赵各庄矿工人纠察队的队长。1939年秋,由冀东地委书记周文彬介绍,节振国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0年5月,节振国在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,仍回到工人特务大队工作,经历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,他刀劈日本宪兵的英雄事迹至今在冀东大地流传……8月1日,节振国壮烈牺牲,时年30岁。周恩来在重庆知道了他的事迹,指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关于节振国的作品,教育人民,打击敌人。

从1956年开始,我用一年多的时间深入冀东8个县,并体验了矿区井下生活,走访了老矿工、游击队员和节振国的家属等百余人。我根据17个老矿工回忆绘制的“1938年赵各庄简图”,真实描述了节振国领导工人运动时的区域状况。简图详细记录了地下党员的家、教堂、胡同、燕春楼剧场等40多个地点,真实还原了历史原貌。我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《赤胆忠心》、长篇小说《血染春秋——节振国传奇》等,向国内外读者介绍了这位传奇式英雄。最初的作品在1956年《中国工人》杂志上连载,1957年经修订后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。初版虽然只有8万字,但影响却非常大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,戏剧工作者创作了现代京剧《节振国》,又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,还被改编为话剧、评书、连环画等等,1961年更被译成外文发行国外。

节振国这个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,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,永远激励着后人!

我留到现在的89件写得密密麻麻的采访记录本、信件等采访材料,有好几万字。这些笔记本和信笺的纸张早已泛黄,但字迹依然清晰。如1938年的《气候志》,还有涉及80人的10多页“唐山及开滦工运史料人名单”、采访节振国亲属的两万多字口述记录等。同时,还形成了节振国大事迹和人物小传等,这些采访材料证明了我为《赤胆忠心》《血染春秋》投入了很多心血。我被开滦集团授予“名誉矿工”,并收到了矿帽、矿灯等。我希望日后文坛有更多反映革命工人题材的好作品问世。

2015年,筹建中的节振国纪念馆派人来成都找我给纪念馆题词,我的题词是:“赤胆忠心节振国,血染春秋抗敌倭。英雄为国中华魂,精神永存壮山河。”

“一目了然”的写作

蒋 蓝:您为人低调,几乎不提及自己左眼失明的经过。

王 火:几年前,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来成都我家里采访,我略提了一点。1985年5月,成都盐道街新的出版大楼正在修建。工地上沟渠纵横,建筑材料堆满了过道。一个下雨天,我拿着一部书稿的清样去出版社上班。因为来得早,单位几乎无人。远远便听到一个小孩的哭声,我循着哭声找去,发现一个穿着红色毛线衣的小女孩掉进了一条约一米宽的深沟里。我恰好见沟边正走过来一位工人模样的年轻人,便对他说:“哎,小伙子,你下去把那位小孩拉起来呀!”岂料那小伙子毫不理睬,叼着烟视而不见地走开了。此时,我毫不犹豫地跳下深沟,用双手把小女孩托上来。获救的小女孩立即跑开了,可我自己却上不去了。深沟齐到我的胸部,雨越下越大,我急于脱离困境,便用皮鞋尖在沟内土壁上踢了一个可支撑脚尖的凹形,单足踩住,双手扶住沟沿奋力一跃!没想到,我的头部猛撞到一根钢管上,复又跌进了深沟……待我努力爬上地面,头部却已经严重受伤,左侧脸全部瘀血,先是出现脑震荡症状,接着颅内出现血点,左眼视网膜负伤,结成一个疮疤。

经过治疗、休养,颅内出血与脑震荡总算治好了,但后来因编辑工作和写作过度劳累,左眼伤疤破裂,视网膜脱落,终至失明。

蒋 蓝:受伤那年,您61岁了,而且正在重写《战争和人》……

王 火:对!上百万字的原稿在特殊时期我被迫亲手毁掉了。时代清明了,我又燃起了希望之火,我想起了李秀英这样的人,不书写他们,我毕生难安。恰恰就在重写的过程里,我左眼失明了。原来我不相信什么命运安排。记得有一部美国电影叫《鸳梦重温》,它讲一个人受了伤,过去的事全忘了,连自己的爱人都不认识了。我虽没达到那样的程度,但当时的确认不出熟人了,也说不出话。后来很多事也忘了,也属于那种情况。所以我相信电影是有事实根据的,并不是胡编的。医生叮嘱我:“你是作家,最好还是写写东西,把你的记忆恢复起来。”

有位教授把我的作品推荐给学生,学生发牢骚说:“我想写一篇论文:写这么厚的书,是作者的错还是读者的错?我这么忙,还写这么厚的书给我看!”他的话有道理,但不全对。书有长有短。作为作家来讲,写得长没什么错,所以不是作者的错;作为读者,我看《悲惨世界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静静的顿河》,再长也觉得没看够。有的题材适合写长的,就只能写长篇。

蒋 蓝:对您而言,重写《战争和人》的过程是一个并不痛苦的过程。

王 火:不太痛苦。当然从生理方面讲还是有些困难,毕竟只有一只眼嘛,“一目了然”也好哇。记得当我刚只有一只眼的时候,上楼梯就摔过几次;当我倒开水的时候,两眼没有一个焦点,一倒就倒到手上;我搛菜的时候,筷子就搛到碗外面去了;写字的时候字迹很潦草了,有的时候就像“画符”一样。一只眼又不能使用电脑,如果我有两只眼的话,掌握电脑应该很快的。

所以,我认定“一目了然”也好!一个沉得住气的作家,与寂寞是分不开的。如果一个作家很浮躁的话,那他是写不好的。习惯成自然,安于寂寞成为我的一种自然。不讲话,从早到晚坐在那儿写,我习惯了。其实,我是很希望保持安静的。我曾经说过,雨果84岁,肖伯纳94岁,他们都是写到最后一口气呀!一个作家崇高的使命就是写作到最后一刻。不让我写作,难受得很。麻将我会打,桥牌我也内行,但我对这些都不大感兴趣,不愿为它浪费时间。

我97岁了,经历了很多事,我毕生有两个坚持,一是不签名售书,二是不做报告。想起周克芹说过的话,一个作家就是要“背对文坛,面向生活”。希望我们的作家,扎根生活,写出不辜负时代与人民的好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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