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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的女人去写作
来源:北京青年报 | 柏琳  2021年04月30日08:15

作为一个文学女记者,我居然不愿翻开《巴黎评论·女性作家访谈》,听起来绝对是匪夷所思的事。嘿!我自己就做着文学访谈的工作,我是女性,我也写作,我到底为什么不喜欢这本书?扪心自问,之所以隐隐排斥它,是基于一种望文生义的偏见:“女性作家访谈”,原版书的名字叫《工作中的女人》(Women At Work),我一直对这种刻意强调性别作为工作身份的做法持保留态度。落到文学领域,我也倾向于认为只有好作家和坏作家之分。同时我也认为,超出某种平庸的分类范畴后,性别两分法是徒劳的。带着挑刺儿的心态,我读完了这本书,结果受到了教育,现在诚心地想更正自己的偏见。

2017年起,《巴黎评论》编辑部开始推出女性作家访谈特辑,目前看到的中文版,收录了十六位女作家的对话,包括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、埃莱娜·费兰特、玛丽莲·罗宾逊、琼·狄迪恩、珍妮特·温特森等诸位才华与勤奋并存的女性。这肯定是一份未尽的名单,因为值得收入访谈的女作家绝不止这些人。我把之前出版的五本中文版《巴黎评论·作家访谈》里涉及女作家的部分全都重读了一遍,包括那些绝对可以收入“女性作家访谈”的名字:多丽丝·莱辛、纳丁·戈迪默、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、苏珊·桑塔格……天哪,女性访谈早就可以自成辑录了!

该怎么理解成为女性作家这件事?

我认为读这本书的人应该同时阅读两本女性作家的传记:一本是赫赫有名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自传,另一本是被誉为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史上“现代的突破”的瑞典女作家安·夏洛特·莱芙勒的传记《真理的道路》。

天性愉悦、享誉全球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一生著有八十余部小说,且大部分都叫好又叫座,但她也在自传里感慨“没有一间固定的专用写作室”,而且“没把自己看作是一名真正的作家”。阿婆还很“政治不正确”地揶揄,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相比,20世纪的女性地位“无疑变糟了”,“我们吵着要被允许和男人一样工作……我们多么聪明地建立起‘弱势性别’的地位,现在却差不多等同于原始部落的女人,整天在地里辛勤劳作,步行几英里捡拾刺槐做柴火,头上还要顶着锅碗瓢盆等家用物品。而装饰华丽的男性身上除了保护女人的致命武器外一点累赘都没有,大可以心无旁骛地快步开路。”

对于阿婆来说,成为作家,要去写作,“总是有些不自然”,然而每逢她可以独处,关上房门,“就可以振笔疾书,浑然忘我地工作下去”。是否成为一个身份明确的女性作家,并非她首先考虑的事,她享受的是正在做的工作,尽管这些工作并不能获得两任丈夫真正的理解。管它呢,嘴上喊着要肯定男同胞的智慧,但其实她并不当回事。

相比之下,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的瑞典女作家安·夏洛特·莱芙勒因文学天赋而自觉煎熬。当时的瑞典,公共生活属于男性,对于莱芙勒这样才华灼人的年轻女子来说,“她的女性性别是并且持续是她最大的残障,但也是最首要的挑战”。

可以写作,但被哥哥要求匿名,因为这样可以保护家族男性的事业体面——在那个年代,公开的女性作家被认为是一件家族的羞耻事。更让莱芙勒受伤的,是彼时瑞典社会对杰出女性施以“蓝袜子”的污名——这个流行于当时的黑话,是说一个胆敢进入男人的文学、哲学、科学领域,却不符合男性设立的价值标准的女子。“蓝袜子”是莱芙勒自我形象的阴影,她起初想挣脱它,后来明白“蓝袜子”并不羞耻,她用纯熟而真实的写作造诣转化了“蓝袜子”的污名之义——一种有些危险、不符合男性价值标准的女性知识分子,但同样应被平等对待。

我无意于把文章导向女权运动的方向,让我们回到“女性作家访谈”。快乐的阿加莎和压抑的莱芙勒面对的是同一个困境:该怎么理解成为女性作家这件事?

关心写作,且只关心写作

幸好《巴黎评论》编辑部选择访谈的这些女作家已经摆脱了19世纪的阴影,并且日益受到20世纪平权运动思潮的积极影响,她们鲜有匿名写作,对自己的天赋也不必躲躲藏藏。

尽管坚韧如磐石的格蕾丝·佩雷在访谈里承认,从前“女性为了被看见,反而要隐藏身份”,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。珍妮特·温特森会直白地表示,“一方面我是一名作家,无关性别;另一方面我不仅是一名作家,还是女性,我对此非常有意识。”

不过这本书依然葆有它一贯的纯粹性,它关心的问题并不是“写作的女人们”,而是“写作的人”,只是这个集合里都是女性。我个人认为这个细微的差别十分重要,因为《巴黎评论》的“作家访谈”栏目最为人称道的品质,就在于它对艺术创造本身的执着探寻,正如外界对它的评价,“关心写作,且只关心写作”,它让作家自己来畅谈关于写作的价值和伦理,作品背后的个人经历和技艺打磨的历程,并不因为作家是女性而调转提问的方向。这就给读者,尤其是女性读者,带来一种受尊重的感觉。

考虑到一个半世纪以来对女性写作的刻意忽略、异常化、错误归类、个别化等种种抑制手段,如今女作家可能最需要的,是外界“去异化”这种朴素而健康的平等意识——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样,都应该被无例外地严肃对待。

什么时候开始确立写作志向?文学启蒙如何开始?写作习惯是什么?写一部小说要多久?会受评论影响吗?……每一位女作家都严肃且严谨地回答这些关乎写作内部的问题:狄迪恩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写完了《奇想之年》,但“每天晚上都在修改”;温特森从小就写布道稿,直到写出《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》时,也“并不知道自己在写一本最终会被出版的书,我只知道自己要跟随能量指引我的这条特定路线往下走”;费兰特认为,“故事不需要修改,但文字却需要修改”,在小说完成以前,“一切都值得推敲,可能是一个情节过渡、一个类比的词汇、一个比喻、一个对话、一个我寻找的不平庸也不怪异的形容词”……

写作本身即是力量

这本书的闪光之处,还是在旁逸斜出的地方——那些因为作家是女性,而必须面对的问题:她们和20世纪的女性主义思潮关系如何?女性作家的写作根基真的很弱吗?是否认为自己直接参与了女性写作的传统?女人想出版作品,是不是比男人更难?

还是绕不开性别,以上问题可以总结为一个:性别如何影响她们的写作?答案五花八门:深邃的尤瑟纳尔对女权主义没有兴趣,认为“人性的邪恶在两种性别中的分配几乎是均等的”;精灵般的帕克“在男人的嘘声中游行”;佩雷最初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,直到写作让她“推开了通往自己的大门”……然而,别被这些只言片语给骗了——如果你细读这本书,包括之前《巴黎评论·作家访谈》里所有女作家的部分,你会发现一种令人动容的特质,而这几乎是所有优秀作家的共同特质——敢于从内部自我否定,从不自我设限,敢于随经验流动而随时更新观念,并把它用于写作。

于是我们读到,温特森“年纪越大越觉得性别不重要”;娜塔莉·萨洛特在被问到男女写作之别时,回答“你不可能找到一种写作风格,然后在上面贴上一个女性或男性标签”;戈迪默会说“我从不觉得一个作家的性别很重要,只要他们干了作家该干的事”;最让我触动的,是来自看似写作野心最大且试图打造女性写作传统的费兰特,“每一个女作家,目标不应该只是成为女作家中最好的,而应该成为所有作家中最好的,无论男女,都要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……一个写作的女性,她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、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,无论美丑,无论有没有矛盾,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,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。”

如果生在莱芙勒的年代,这些女作家恐怕都是“蓝袜子”,因为她们写作,而且只专注写作本身,而这已经足够有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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